用自尊、互重來防暴

2005/06/07 – [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A15版] 

用自尊、互重來防暴 

【郭峰淵、劉靜怡】

　　數年前，前新竹市長蔡仁堅在其女友璩美鳳的辦公室及住家中，安裝針孔攝影機用以徹底監控璩女，造成震撼整個台灣和華人世界的光碟事件。多年後的今天，璩女已逐漸被世人淡忘，但是主導整個事件的意識形態卻仍肆虐台灣。 

　　這個意識形態就是「撒下天羅地網，讓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父權和君權意識，也就是台灣政府要搜集全民指紋以及安置無所不在的監視器的主因。在還是帝制的時期，皇帝有太監、宦官監視大小官員的舉動。在三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獨裁者指揮警總和國安機關做同樣的事情。現在科技進步了，企業老闆不需太監或警總，就可掌握員工的一言一行。甚至在教室裡，老師都會安排幾個「好學生」報告教室的動靜。這種「撒下天羅地網」的父權、君權意識形態，真是跨越時空。可是如同古代皇帝無法控制其官員，現代企業被監控的員工也產生了「你能監控我的身體，卻不能獲得我的心」的抵抗心態。而教室裡中當老師密探的「好學生」更成了同學的眼中釘。 

　　曾經遭受白色恐怖長期肆虐的台灣，在淺嘗民主自由滋味十數年後，執政者藉著保護「多數人」安全的理由要建立全民指紋資料庫，但卻同時也將全民視為可疑罪犯。行政院長說，「強制」全民指紋建檔有廣大民意基礎。沒錯，在一個父權和君權意識形態仍是主流的社會裡，強制全民指紋建檔當然會受支持。問題是，將全民皆視為可疑罪犯，是否有助於創造一個安全的社會？是否有利於建立一個尊重個人尊嚴和人權的民主憲政國家？到底，以基於傳統父權意識及定義模糊不清的所謂「主流民意」，做為限制基本人權的理由，能夠通過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最低檢驗標準嗎？ 

　　所以，讓我們停頓一下，試問為什麼會有暴力？回到上述教室的例子。有了密探的教室，學生開始失去對彼此的信任。老師呢？開始將學生貼上標籤，施行差別待遇。於是學生間的爭執增加了。在台灣，這種教室不但不是少數，極可能是常態，而這個現象也告訴我們，儘管老師是基於維持教室的秩序來監控學生，卻往往適得其反，造成了冷漠、疏離、猜忌、仇視，而冷漠、疏離、猜忌、仇視也正是孕育暴力的溫床。 

　　現在，進步的科技使得監控越來越容易了，也使政府越來越依賴科技來控制犯罪，但卻忽略了更基本的議題：一個民主國家，必須建置在自我尊重，也尊重他人的人權文化之上。事實上，對執政者而言，擁有科技，等於擁有更大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慾和暴力之間，又存在著一種既詭異又可怕的關係：賦予執政者更大的權力，意味著更大的控制力，但同時也造成更冷漠、疏離的社會，暴力的反彈也更大。而當更大的暴力出現時，執政者又要求更新更狠的科技以擴張其對抗暴力的權力。於是，最基本的人權議題，如自尊、互重又被忽略，形成了一個自我毀滅的惡性循環。 

　　解嚴之後的台灣，追求民主自由的過程可以說是個跌跌撞撞的慘痛過程。仔細檢視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台灣社會追求民主自由的最大敵人，其實正是自己─我們繼承了太多專制獨裁的意識形態而不自知，我們被急功近利的現實主義徹底洗腦卻不願反省，我們太多的作為悖離人權的基本原則卻不願承認。謝長廷院長上任後提倡「和解共生」，我們希望這不只是意味著迎合大眾口味的施政而已，而是更根本的覺醒─促使台灣人民能夠真正瞭解、實踐自尊和互重的基本人權。畢竟，唯有建立台灣人民對人權的根本「和解」，台灣才能有長遠的「共生」。 

　　(郭峰淵為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教授，劉靜怡為台灣大學國發所法律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