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活與放任死

2005/08/12 – [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A15版] 

《觀念平台》可以活與放任死 

【張君玫】

　　另一則現代科技造就的感人小品：二十六歲美國婦女蘇珊．托瑞斯在今年母親節前夕因為黑色素瘤擴散而腦死，為了保住腹中胎兒，她被放到維生系統裡，三個月後，透過剖腹的方式，七個月大的小女嬰誕生了，同樣取名蘇珊。第二天，母親蘇珊的維生系統被拔除，離開了人世。在家屬所發表的聲明中，蘇珊見證了「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賜的禮物，孩子們永遠是值得我們奮鬥的，即使生命所要求的，乃是付出鞠躬盡瘁的奉獻。」 

　　確實，在這個案例中，母體為胎兒的存活付出了鞠躬盡瘁的奉獻。而讓這樣的奉獻成為可能的，除了丈夫／父親所表達的意願之外，還有現代醫療的維生系統，以及相關科技的知識─權力叢結。同樣的科技叢結肇生了許多關於重症病人「生命權」和「死亡權」之爭，就像今年三月引發全美國爭議的「植物人」泰莉．夏沃是否拔管的事件。泰莉在臥床十五年之間，經歷過幾次拔管插管的風波。在多年的纏訟中，她本人完全是被動的，這是一場她的丈夫和父母親──分別代表她的死亡權和生命權──兩造之間的戰爭。 

　　從某一個角度來說，你可以說，泰莉為這些爭議的法律修訂與倫理意識付出了十五年鞠躬盡瘁的奉獻。根據她死後的驗屍解剖報告，她的大腦已經退化到正常大小的一半，至少以目前的醫學來說，她不可能復原了。但或許像她父母所訴求的，她想要活，她可以活。以現代醫療的維生科技，她確實「可以」活。至於她活著的「意義」，只有上帝和希望她活著的人知道。 

　　相較之下，蘇珊被宣判腦死後的三個月，活得非常明確，只是為了繼續身為她胎兒的母體環境。就像醫療社會學家莫妮卡．凱斯柏所言，現代醫療科技，尤其是視覺透視的超音波科技，早已將胎兒建構成一個「病人」，因此也是一個有生命主權與意識的「行動者」，相對之下，卻也往往把懷孕的女人化約成這個小病人的物質環境，一種「科技─母體的環境」，從而剝奪了孕婦本人的行動力。以此而言，腦死的蘇珊稱職演出了母體環境的角色。 

　　現代醫療科技引發了許多關於「生命權」和主體「行動力」的爭議，宛如我們已然進入一個科技的生命政治時代，但以生命的數量來說，那只是世界一個很小的切面。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生命依然必須面對一些更古老的生死議題：饑荒、貧窮、剝削、遺棄與殘酷。這種落差表現在我們閱讀世界時經常襲上心頭的荒謬感：比如，今年四月法國通過了對重症患者的「任放死亡權」，從而引發天主教界的極大爭議，而非洲一直以來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孩子正因為饑荒與貧窮，真實地處於一種被放任死亡的景況中。 

　　理論上，每一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珍貴無比的，實際上，卻是境遇各殊，貴賤分明。一個人能不能活下去，值不值得活下去，總歸是赤裸裸的權力問題。科技本身載負了塑造主體的微觀權力，但畢竟無法回答倫理和政治的提問。 

　　當改變世界的理想變得如此遙遠，當社會關懷的重心是如此真實反映了權力的失衡以及夢想的失落，除了冷靜的省思，或許我們更需要的是，對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處於死亡邊緣的生命付出溫暖。因為，真正能夠對抗權力失衡的不是鬥爭的權力，而是一種還願意付出因此也還能夠改變世界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