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婦運多開幾道門

2004/12/21 – [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A15版] 

為婦運多開幾道門 

【林芳玫】 
　

　　昨日拜讀劉毓秀教授的大作「婦女運動，關起門來？」感到劉教授對婦女議題及政府機構的論述，停留在憑空想像，主觀認定什麼樣的設計是好的，什麼樣的設計是不好的，但是全文缺乏具體例證來說服讀者為什麼她認為不好的事就會發生？ 

　　劉文一直將婦女議題的定位與路線分為兩種，難以論斷某種好，另一種不好。這種二元對立，缺乏兼容並蓄的論述觀點，對台灣的婦女運動並無助益。 

　　劉教授擔心，在新的「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會」之下設性別平等處，因為層級不高，容易跟執政團隊或整個社會產生衝突對立。事實上，目前的行政院婦權會層級頗高，剛設立時功能不彰，經由劉教授／劉委員的大力推動，近幾年具體成效逐漸出現。能有這樣的成果，也經歷許多痛苦的過程。以前婦權會開會經常充滿衝突對立的氣氛，特別是有劉委員在場的會議，會場總是充滿尖銳的言詞與緊繃的氣氛。經過多年的公私部門的磨合，近年來議事與決策逐漸上軌道，民間委員與官員也逐漸建立了互相了解與默契。我們一方面肯定劉委員對推動婦權會運作的貢獻，另一方面也要提醒，任何一個新設的機構，總有一段內部人員與外界的猜忌、疑懼、衝突期間，這些都是日後組織運作更順暢所需付的學費。 

　　行之多年的行政院婦權會優點是層級高，具跨部會協調的功能。缺點是缺乏固定編制的幕僚員額與運作經費，實際方案都由各部會自行執行。擬議中的性別平等處，剛好和婦權會互補。性別平等處有自己的員額與預算，但是跨部會協調功能較弱。所以我們應該兩者都有，截長補短，而非率爾認定一個尚未出世的寶寶她出生後一定會命運多舛。一個是政策倡議與協調功能(婦權會)，另一個是研發、考核、評鑑、執行(性平處)。兩者互相需要。怎會有孰優孰劣之爭呢？ 

　　且以聯合國的組織架構為例，第一階段起於一九四七年設立的合議制的婦女政策決策機制ＣＳＷ(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 en)，聯合國大會也多次做出兩性平等的決議。除了委員會，六○、七○年代以來又陸續在常設性的組織架構內設立許多專責婦女單位，例如婦女發展基金(UNIFEM)；婦女促進處(ＤＡＷ)；國際婦女研究訓練所(INSTRAW)。這是第二階段──專責的執行機構，第三階段則是召開世界婦女大會(最重要的是一九九五年的北京會議)，並設立聯合國各機構的性別聯絡人，形成「性別平等跨部會網絡」(I nter-Agency Network on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用以落實世界婦女大會的宣言與決議。 

　　由此可見，性別議題所需制度架構，乃是由點線面分階段逐步架構起來的，台灣社會歷經劇烈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婦女本身也有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城鄉差距等各種差異。值此政府組織再造之際，一方面強化既存的婦權會，同時爭取新的性別專責單位，何不樂見其成呢？我們需要多樣性的性別議題公共機制。這也是一九九五年北京會議的重要結論。 

　　劉教授擔心成立「性別平等處」，該單位「將會關起門來做決策」，恐怕又是過慮。政府部門要面對立院、媒體、民眾短期內可以關起門來做決策，次數多了遲早會被立委、輿論、公民團體批評。劉教授等人，或是筆者本人，或更多關心性別議題的學者專家與民間團體，都會善盡監督與評論的責任。 

　　站在二十一世紀開端，面對多變詭譎的世局，恐怕不宜再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來看待公共事務。性別平等處果真設立了，可能會讓原已運作良好的婦權會被邊緣化。公共事務也有如市場，成立新公司、推出新產品，難免瓜分有限資源。老字號、老產品就要重新出發，站穩腳步，甚至可以策略聯盟，擴大彼此的影響力，如果老店不思振作而遭淘汰，也只能怪自己創新不夠，而不是質疑新公司的成立。 

　　生命自然會尋找它們的出路。婦權會也好，性別平等處也好，性別聯絡人網絡也好，沒有一種機制是十全十美的。一九九五年北京會議、二○○○年的五年回顧、二○○五年的十年回顧，都將婦女與性別機構列為重要議題，而且都是採用多角化、多元化的策略，決沒有說哪一種一定好，哪一種一定不好。我們何不信任自己？每一個機制都有缺點，都會或多或少引起衝突對立，但是也都會找出平衡點。 

　　(作者從事婦運多年，現為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會主任委員)